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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验与理论分析

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验与理论分析

作者:环球快客    来源:东昂科技    发布时间:2018-09-21 09:08    浏览量:
导读:在对外贸易领域,早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经过几年实践,特别是经过2008年和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国经济工作中重要的指导思想。在对外贸易领域,早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经过几年实践,特别是经过2008年和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考验,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虽然只有两个字的变化,却深刻反映了中国政府决策者对中国自身经验的新认识和对科学发展观的新理解。如何用经济学的认识工具和语境对此进行诠释应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任务。

一、 “价格的贸易条件”与“微笑曲线”等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

  以往有关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一般都把它理解为主要是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低端、产品科技含量少、产品附加价值较低;因此要把推动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从资源消耗和增加劳动要素投入转向提高科技要素投入、技术和工艺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一些研究还提出这也应包括要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增长状态。从现在看,这种认识也没有完全过时,但为什么在时隔5年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之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这究竟蕴涵了哪些新的信息和新的认识呢?

  从理论渊源上来看,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探讨首先可以追溯到贸易的价格条件恶化学说。该理论认为,随着某种产品的出口贸易增加而使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值下降,出口国的国民福利受到损害。用这个理论来解读现在的中国出口贸易,就是指我国靠资源消耗和劳动要素供给不断增加出口数量,导致单位产品出口价格不断下降,与进口价格之比值不断下降。应该说,现实情况与此相符。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学说,被大量引证,并通过这个学说加强了贸易条件恶化说的说服力。按照“微笑曲线”学说,中国出口贸易所依靠的加工组装生产,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即价值链的最低端,国民福利最低;在国际价值链高端的上下游环节,是附加价值较高的环节,但都被国际资本获取,中国大量的出口贸易拿到的仅仅是最低端的“血汗”收入,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应当向上下游高端发展。这两个学说从理论逻辑上看是无懈可击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制定和实践发展也有参考意义,但却不是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完整的理论解释,更不可片面理解地用于指导政策制定。

  实际上,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价格贸易条件学说的不完善,指出贸易条件的计算有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即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率。它直接反映了一国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得的进口商品的数量。一般认为,如果一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意味着该国单位产品的出口换得的进口将减少,是一种福利损失;反之,一国的贸易条件改善,意味着该国单位产品的出口换得的进口将增加,是一种福利增加。但是在一国价格条件下降的同时,有可能出现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出口量增加以及外贸收入增加的现象,此时,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不一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反而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因此,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派生出另外两种贸易条件的计算方法。一种是收入贸易条件(ITT),即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虑出口数量,以衡量一国所获得的静态贸易总量的变动趋势。另一种是要素贸易条件(FTT),即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考虑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以衡量一国使用单位生产要素能够换得的进口商品的变动趋势。

  由于价格贸易条件直接关系到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收入贸易条件关系到我国整体收益的变动,而要素贸易条件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动态作用,这使得贸易收益的衡量更加全面。但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在实证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而价格贸易条件又往往被片面夸大。

  李小平计算了1981—2007年间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各个贸易条件,发现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在1986年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是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保持了上升趋势,这体现了工业制成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显著影响了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湛柏明针对把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归因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观点,特别计算了1994—2007年间三资企业的各个贸易条件,结论是,三资企业在此期间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改善趋势,收入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呈稳定上升趋势;而规模以上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贸易条件也是上升的。

  不同的计算方法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利益立场。价格贸易条件学说是基于厂商的理论,即资本所有者的理论,它没有把厂商利润以外的国民收益分配纳入视野。我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但收入的贸易条件却表现为上升趋势,这说明厂商利润并非国民收益的全部。提高产品附加值是必要的,但并不能满足增进国民福利的全部要求。

  “微笑曲线”实际是厂商理论的案例图解,但它勾画的是一幅平面图。如果加入经济创造力(比如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就业总量,尤其是就业总量),“微笑曲线”将变成一幅三维的图,这时就会看到,在“微笑曲线”的低端,其截面很大,而在上下游高端,其截面很小(如图1)。以电子信息行业为例,高端企业是美国的“微软”和“英特尔”等少数厂商,它们掌握“微笑曲线”的高端,但这些少数企业的员工多的也不过几万人;而这个行业的低端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也不乏巨型企业,比如中国鸿海集团其一家的就业量就达到几十万。

  在产业链条上,分工确有高、中、低端之分,中国确实需要实现产业升级,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但不应忽略低端生产环节仍然具有很强的经济创造力,即广泛动员和利用优势生产要素的能力。例如中国制造业巨子鸿海集团即富士康,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按“微笑曲线”标准,它是标准的“低端”企业;但其代工客户遍布全球,主要都是一些国际一流品牌,如苹果电脑、惠普电脑、戴尔、IBM、思科、索尼、索尼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著名的IT、数码、通讯品牌。从1991年至2007年,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50%的复合增长率,200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代工厂。2008年其利润为17.5亿美元,出口额达556亿美元、占当年整个中国出口总额3.9%。这一年,其营业收入为619亿美元,虽逊于西门子、三星、IBM等企业,但强于戴尔(611亿美元)、佳能(396亿美元)、思科(395亿美元)、菲利浦(388亿美元)、英特尔(376亿美元)、苹果电脑(325亿美元)、爱立信(317亿美元)、摩托罗拉(301亿美元)、夏普(283亿美元)、爱默生(253亿美元)、泰科国际(214亿美元)、三菱电机(196亿美元)等同行业内的顶尖“高端”品牌。在经济创造力方面,从就业贡献来看,巅峰时的2007年,该集团在国内的用工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75万,金融危机时期的2008年仍有70万。此外,它与钢铁、汽车、光电子等产业的合作形成很长的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2007年,它在武汉建立十几万人的新基地,各类产业链上的企业也随之落户,带动的就业人员不少于50万人,为武汉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在营业收入、就业总量等经济创造力的主要方面,远远超越华为、中兴等内地电子信息业的“高端”企业。

  同时我们还要吸取生产环节盲目高端化的教训。本世纪初,台湾曾有一批代工企业试图自创品牌,结果铩羽而归,只好退回代工领域,重操旧业,明基就是典型。应该认识到,创立品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牌子和品牌也不能同日而语。纵观世界,其实真正的世界品牌极少。在家电领域,德国无非就“西门子”、“博世”几家,日本也就“松下”、“东芝”几家,韩国不外“三星”、“LG”。这些品牌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市场锤炼与磨砺。不仅创立品牌有风险,研发领域也并非坦途。20世纪末,韩国大宇集团为世界20家大企业之一,资产曾达650亿美元。在一代人的心目中,大宇集团是韩国的象征,拥有世界一流的核心技术,而且都是自己控制的,但它还是在2000年底猝然破产了。企业的生态环境是复杂的,其生存取向应是多元的;“高端”并非一定好,“低端”也非一定不好,当低则低,能高才高,方为正道;它们都有存在的意义,都要经过激烈竞争,才能“适者生存”。企业的发展,关键是要苦练内功,不论低端还是高端,只要能做深、做精、做细、做透、做绝,就有希望做强、做大。

二、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经验

  1.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收入需求弹性低和更抗经济波动风险的优势。2009年,中国以食品与活动物为主的农产品出口同比只下降0.5%,鞋、家具、纺织服装、箱包、玩具、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金额下降幅度分别为5.7%、6%、8.4%、9.2%、10%,10.1%,都大大低于16%的商品总体出口金额下降水平。这种现象的启示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不仅具有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而且其他经济体也难以在短期内替代我国成为世界市场的大量供给者,因此在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中仍然要注意延续其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向内地和中西部转移,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继续成为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应基地。

  2.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开辟了市场多元化的新路径。从中国出口角度看,欧盟、美国、中国香港是中国大陆的前三大出口市场,接下来以往是日本,但2009年上半年起,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2009年全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达到106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7.0%,对日本出口额979.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5.7%。东盟出口市场地位的上升,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结果,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全面实施,国际大通道战略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东盟新市场的开辟将显示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另外,伴随着中国与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中国对拉美市场的渗透能力进一步增强,拉美市场有望成为中国外贸出口增长最为迅速和活跃的新兴市场。

  3.贸易企业以增加服务内容形成供应链机制,创造了出口生产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新因素。在外贸领域,不少小型生产性企业自己承担流通领域的服务环节,不仅效率低,而且隐型成本也很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出口生产企业对专业分工的服务需求增加了,许多贸易型企业在过去外贸代理制的基础上对生产企业增加了服务内容,有的还形成了包括物流、商业融资、出口代理、代理信用保险等多项生产性服务内容的供应链机制,不仅提高了流通效率,而且降低了原来的隐型成本。新闻媒体把它们的经验形象地称作“抱团取暖”、“集体过冬”。现阶段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主要靠国内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靠国外进口商在境外流通领域嫁接的高效率服务供给。从国内经营领域来看,由于制造环节的不断分散化,要求在流通领域提供物流、资金、通关、结算、出口收汇保险等环节的高效率服务,才能保持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或增加新的竞争因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峻形势,在生产环节还难以在短期内提高制造技术以突破生产效率瓶颈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在流通领域创造降低成本的优势,成为一些商务企业发挥作用、创造经验的回旋空间。例如,厦门市嘉晟外贸有限公司依靠扩大为企业服务的内容,与500多家出口生产企业结合成供应链服务模式,创造了2009年进出口业务经营额突破5亿美元、经营额比上年提高20%以上的优秀成绩。

  4.商品市场、海关特殊监管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发挥了国际商务平台的新功能,成为抵御危机的新载体。据浙江省义乌市工商局统计,2009年义乌各集贸市场总成交额创556.1亿元历史最高,同比增长12.96%。其中当年外贸出口总值2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1.45%。另据相关调研显示,作为小商品出口基地,义乌销售的小商品中大约仅有30%是义乌制造,其余60%来自全国各地,还约有10%来自海外进口到义乌再销售。由此得到启示:商品市场可以成为国际商务交易的新平台,而从单个企业经营外贸到整个商品市场经营外贸,则是一种经营方式和竞争方式的转变。

  海关特殊监管区是另一种国际商务平台。截止2009年,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包括13个保税区、56个出口加工区、8个保税港区、10个保税物流园区以及一个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2009年,13个保税区共出口371.38亿美元,同比下降20.1%;56个出口加工区共出口974.47亿美元,同比增长0.7%;8个保税港区共出口55.82亿美元,同比增长6.9%;10个保税物流园区共出口38.69亿美元,同比下降6.1%。为了搞活出口加工区,2009年国务院批准出口加工区拓展物流功能及允许开展相关业务;相关部委分别联合出台边角废料、旧设备出区政策;海关总署出台内销便利化、通关便利化措施等,极大地改善了全封闭区域的加工制造业生存环境。拓展保税物流等功能后,出口加工区将摆脱单一保税加工功能,转变为保税加工、保税物流、研发、检测、维修、售后服务等多功能经济区域,这将有助于丰富区内企业经营多样化,延伸区内产业链和价值链,拓展了出口加工区作为国际商务平台的功能。

  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立的新平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企业进一步认识它的作用。浙江作为我国外贸大省,在严酷的外部市场环境下,浙江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一方面,它们由单纯依赖出口订单转向主动开拓国际市场,一批有实力的出口企业已率先尝试从产品出口向“输出”生产线及产业集群的战略转型;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开始在海外建设境外营销网络,不完全依赖境外经销商,从接单生产企业向供应商转型升级,提高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层次。目前,浙江在海外拥有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等三家国家级境外合作区;同时还有6家民企建设的境外工业园区在推进之中,如由温州5家中小型鞋企投资3000万美元建设的鹏盛工业区在乌兹别克斯坦开工奠基,它将形成年加工毛皮60万张、制鞋400万双的产能。由温州鞋企康奈集团于2006年牵头建设的国家级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目前已有10余家企业签约入园,成为温州乃至浙江企业进军俄罗斯、东欧市场的桥头堡。

  5.产业转移开始破题,为延续我国低成本制造优势塑造了新的商业机制。早在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政策扶持和政策性贷款支持等手段,计划到2010年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2008年,商务部又确定了新的22个地区为第二批重点承接地。该两年广东省更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腾笼换鸟”运动,虽然沿海产业转移早已成为政府决策,但一直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管理方式的产业转移决不可能成为主要出路,它有赖于一种新的商业机制的形成。这就必须依靠企业自身的动力。而此次危机对沿海企业的倒逼压力使它转变为一种动力,企业自发创造的产业转移形式将成为政府探索规律、因势利导的基本依据。第一种转移形式是寻找市场型,表现为一些企业向具有国际贸易功能的商品市场所在地转移。义乌圣诞用品行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义乌圣诞用品生产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100多家,其中很多来自广东、温州、台州等地。目前,义乌已拥有完备的圣诞礼品产业链,不仅加强了义乌圣诞产品的生产配套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且也为新落户企业解决了市场问题。第二种转移形式是生产协作和配套型,表现为一些企业向产业相关性强的集聚区转移,以谋求生产技术升级。如浙江乐清的巨隆液压设备公司,2006年整体搬迁至安徽芜湖机械工业园区,投资3.5亿元购入最新设备,并从科研机构聘请专家开发新产品,在外部相关性条件支持下,实现了产品更新换代,2008年企业产值突破3亿元。第三种转移形式是生产外包型,表现为一些沿海企业开始把部分生产环节向内地转移,而自身转变为制造服务型企业,形成以沿海接单(加部分生产)、内地加工、内外市场兼顾为特征的产业链梯度布局的商业运营模式。最典型的是沿海服装加工业向内地发包转移。从形式上看,沿海企业并未发生整体搬迁现象,甚至部分搬迁也未发生,但留在沿海的企业已经悄然开始了向研发、物流、营销、创意等服务功能的转变,这要比形式上轰轰烈烈的搬迁运动高明得多。

  6.内外贸一体化开始起步,为开拓市场和培育国际竞争力寻找新途径。我国外贸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不仅不擅长国内经营,而且还存在出口产品转内销的政策障碍。这不仅造成内外贸隔离,而且使出口生产企业难以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培育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应对外部环境波动的能力被弱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加工贸易出口产品转内销,打破内外贸隔离的改革措施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京市商务局率先推出改革措施,2009年3月5日起在金源新燕莎MALL开办了“外贸大集”,现场开办“商务洽谈区”,为外贸企业提供“试水”国内市场的机会。45家参展的北京外贸企业中,有33家企业的商品通过“大集”找到了零售合作意向伙伴。随后,商务部批准在第105届广交会第二期和第三期间,即在2009年4月25日、5月4日举办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组织国内采购商与出口企业双向洽谈,促进出口企业商品内销。这意味着广交会终于打破禁止国内采购商采购的禁令,正式拉开了内外贸一体化序幕。出口产品转内销,文章做在国内市场,但对外贸而言,既是市场开拓方式的转变,也是对外竞争方式的转变。

  7. 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为创新贸易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创造了新的技术条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如何运用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手段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创新贸易方式、更大范围地拓展国际市场份额,成为政府指导下企业的新实践。福建省国际电子商务平台是国内首家“区域电子商务平台”,2008年5月18日开通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至2009年9月底已有1万多家企业加入该平台,有2300多家企业通过平台建立了客户网络,单个会员结交客户数最多达40家,为开拓国际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全国共有34个省市共同参与了区域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互联互通的区域电子商务平台体系正在形成。

  8.增长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见识和能力,成为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新内容、新实践。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明显增多。中国政府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涉案企业积极应诉,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果断采取措施回击贸易保护主义势头。通过政治交涉、法律抗辩、业界合作等策略,有效应对各类贸易摩擦案件,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一些对华反倾销、反补贴和337调查等案件;同时学会应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受进口损害的产业。

  在应对危机中,我国逐渐摸索建立了一套应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措施体系,主要包括区分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制定差别化的贸易摩擦应对策略,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应对手段,积极组织形成由商务部、地方政府、商协会以及涉案企业在内的“四体联动”协调应对机制,相互配合、各负其责,采用“多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充分发挥行业商会、协会组织的作用,协助有关企业积极应诉;加强商务部与业界的配合,发挥我驻外经商处作用,动态掌握主要贸易伙伴国内产业发展与双边贸易状况,增加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市场、产业、技术等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预测,适时发出预警,增强应对摩擦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密切联系商协会,着重分析与我贸易摩擦多发国家双边贸易状况,选取适当产品纳入贸易报复清单库和制定科学合理的反制预案。

三、对中国经验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种种事例和主要经验说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决不仅仅局限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尽管这些也很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内涵很丰富,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它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1、转变国民收益分配方式和格局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一重经济涵义。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来说,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必然还存在大量中低端的生产制造技术和生产环节,生产分工在一个地方实现了价值链环节的提升,不意味着在全国同步实现这种提升,生产分工的价值链在局部的提升与其中低端生产制造的分散化和区域扩大化将同步进行,高、中、低生产环节的分工同时存在的格局将长期存在。诚然,低端制造技术的增加和普及会造成经济学所说的出口商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它没有指出出口国的国民收益分配实质。中国出口贸易的国民福利,不仅要看产品附加值中所体现的厂商利润,更要看就业福利和收入福利(过去还有外汇收益)以及再投资(资本形成)和增长福利。许多研究表明,在我国出口贸易的价格条件恶化的同时,我国的就业和工资收入福利、经济增长福利提高了。更多的农民拿到了低级制造业的工资,虽然贸易的价格条件恶化了,厂商利润下降,但对于农民来说,相对农业收入水平则是提高了,这是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原理。我们既要站在广大农民立场上去普及中低级制造生产,又要从厂商利益出发去实现结构升级,要达到这两者的统一就需要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分工。因此,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一经济涵义是,不仅要在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提升生产分工的价值链,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从增长方式上扩大国民收益来源;而且还要实现国际生产分工的区域扩大以及中低级制造技术在更大范围的普及,从分配格局和发展意义上惠及民生、扩大中国人民的福利。总之,要有包容性,辩证地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

  要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和产品结构的提升,需要企业的技术改进与创新以及利用外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需要将部分产业转向中西部内地。一些地方误以为后者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仅仅把它理解为工厂搬迁。这是一种认识错误,首先,产业转移并不单纯是工厂搬迁,工厂搬迁现象实质是资本形态转换的后续结果。工业地产资本转换为商业地产或其他更高价值的地产,补偿了产业转移的成本,才出现了工厂搬迁现象。如果缺乏资本形态的转换和对产业转移的补偿,这种搬迁必然遭到抵制。其次,产业转移可以是生产经营的部分外包,未必需要工厂的整体搬迁。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企业创造的经验看,生产经营的部分外包将成为产业转移和沿海地区产业转型的主要形式,也是联系沿海原有母体企业与内地协作企业或关联企业所必要的商业模式。

  2.转变竞争方式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二重经济涵义。我国落后的外贸企业国际竞争方式表现为许多企业依靠单打独斗,与当代国际竞争中以跨国公司为笼头的供应链竞争、价值链竞争相比,差距极大。因此,生产性服务的组织化,即实现境内外连接各种生产性服务的商业机制和平台的一体化,是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内涵。随着生产制造环节的延伸和扩散,分散生产的企业如何走向国际市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许多生产性企业不仅要独自联系国际市场,而且要独自打理产品从出厂到离岸的所有流通领域里的经营环节,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势单力孤,不仅成本高,而且风险大。这与当代国际竞争中,发达国家企业依靠各自的价值链或供应链体系的优势竞争方式不可同日而语,我国企业这种落后的国际竞争方式,不仅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而且愈来愈依赖低成本制造。从沿海发达地区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产业集群区中的企业,不少是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集群,不过这种专业分工协作的市场交易安排多数是由境外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的,不仅是被动型的专业分工协作,而且许多服务环节是由境外公司提供的,没有在境内发展起服务供应商,如研发设计、物流、供货与销售、广告、贸易融资等;更没有形成我国企业自主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而在外商投资较少、开放型经济有待发展的中西部内地,专业化分工更不发达,生产性服务连接和协调的供应链实践更为鲜见。优秀企业的价值取向虽然朝着大规模、综合化、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但其国际竞争策略仍然是独立作战的落后方式。

  愈来愈多的中小企业进入对外贸易领域,但大多数企业都只能复制落后的竞争方式,导致经营方式粗放。生产经营从粗放转为集约的核心是节约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物质成本与劳动时间。从国内经营领域来看,由于制造环节的不断分散化,要求在流通领域提供物流、资金、通关、结算等环节的高效率服务,才能保持我国出口产品在国内创造的竞争优势或增加新的竞争力因素。这种靠各种生产性服务联接起来的供应链降低了外贸企业产品的出口成本,弥补了国内低生产成本被削弱的不利因素。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外贸企业创造的企业“抱团取暖”的经验,实际上是我国外贸企业在危机影响的不利形势下依靠各种生产性服务连接的供应链体系参与国际竞争的初步实践,这种经验是十分宝贵的。除此之外,采取出口基地建设、促进境内商品市场实行对外贸易经营、提高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效率与功能等方式,都是改变原有竞争方式的有效方法。

  竞争方式的改变与国家的贸易救助政策也有密切的联系。国家的贸易救助政策既可以体现在以汇率和要素价格为特征的生产环节,也可以体现在以出口退税为特征的再分配环节;也可以体现在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等为特征的流通环节;甚至还可以体现在以应对贸易摩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等方面的服务环节。如何合理科学地制定和使用国家的贸易救助政策和有关的经济杠杆,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企业转变国际竞争方式重要的外部条件。

  内外贸一体化也是转变竞争方式的必要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能够承受日元、马克升值导致制造成本上升的不利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靠日本国内市场和欧共体市场的支撑。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内销的种种政策限制,削弱了国内市场对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培育作用。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改革措施,不应看做是权宜之计,而应该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之一使之继续完善。

  从进口贸易方面看,采取现货贸易和期货贸易相结合、启动资源储备机制、在国际价格有利时机扩大进口经营等方式,都是规避价格风险,转变原有国际竞争方式的具体体现,成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必不可少的内容。

  3.转变市场开拓方式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三重经济涵义。由上文可以引申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三重经济涵义,即通过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把生产性服务连接起来的供应链延伸到海外的各种目标市场和细分市场,通过内外贸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增强我国出口商品的市场渗透力和竞争优势,把市场多元化提高到更高水平,最大限度地把潜在的外需转化为现实的外需市场。改变我国出口贸易停留在“离岸”贸易、境外市场开拓完全依赖境外服务供应商的状况。同时,通过境内外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发展边境贸易、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等其他现代贸易方式;并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措施,加强国际市场开拓能力。

  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缺乏跨国经营的市场主体及其全球商业网络,造成市场分布很不平衡。我国商品在境外的销售,不仅缺乏售后服务,而且完全依靠境外各类服务供应商的渠道。但境外服务供应商不仅有国别地区的局限性,还有各自经营渠道和分销网络的局限性,因此造成我国产品市场分布的不平衡。这不仅存在传统发达经济体市场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市场的不平衡,甚至存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市场的不平衡。以2008年为例,亚洲市场是中国出口的最主要市场,占中国内地出口总额的46.43%,其中中国香港占13.35%,东盟占8%,日本占8.1%,韩国占5.1%。除了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外,中国商品占贸易伙伴进口需求份额较高的国家依次是蒙古、韩国、日本、巴基斯坦、东盟各国。进口需求中中国出口占比较低的国家分别是土耳其、泰国、新加坡、印度。欧洲也是中国出口商品最大的、最依赖的市场之一,中国对欧盟出口占中国整个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0.5%。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出口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但其成员国进口中国商品的比重却很不平衡,德国进口中国商品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为4.91%,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盟大国分别是3.34%、 5.41%、 9.38%、 4.96%和4.76%。这说明,海外市场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

  拓展国际市场需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新的贸易方式。通过国际电子商务平台,不仅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了便捷、廉价的技术手段,而且扩大了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海外经营分销渠道不足的缺陷。

  4.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第四重经济涵义。在商品出口中,要适应节能减排的新要求,在物质生产和交换中体现不断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在商品结构上,要根据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不断优化商品出口结构,减少碳含量。在贸易结构上,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通过发展服务贸易出口,转变对外贸易收益过多依赖物质投入和资源消耗的格局,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在进口贸易中,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除了要提高资源产品的利用水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技术引进的利用水平,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对外来技术有较强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才能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引进。这些内容都与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有关,应该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20世纪末期随着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人力资本也有明显改善。今后,能够把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与进一步发展外贸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为3044.5亿美元,其中出口1464.5亿美元,进口1580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是4.2%。从1982年到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增长了69倍,世界排名由第28位上升到第5位,但同期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而同期,英、美等发达国家已分别达到了27%和33%左右,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也达到了20%以上。显然,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在贸易结构上,目前国际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服务、咨询服务、信息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而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旅游、劳务出口、运输、商务服务等方面,附加值和增值率都较低。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又一个突破口。

四、 总结与建议

  我国对外贸易部门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创造了大量新鲜生动的经验,需要经济学研究者深入实际对它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加以认识。我们的研究发现,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决不仅仅局限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尽管这也很重要。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我国的政策导向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上升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最重要的内在依据。我国的经验说明,某些经济学的认识工具,如“价格的贸易条件”和“微笑曲线”等理论,对解读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局限性,如果运用不当,就会把原本具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推导到谬误上去。从我国自身的经验出发,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济学涵义应定义为:转变外贸的国民收益方式和格局;转变外贸的竞争方式;转变外贸的市场开拓方式;转变外贸的资源利用方式。

  从这些经济学涵义中,建议有关部门制定出较为科学、合理并易于操作的考核指标体系。例如,第一,商品和服务出口部门的就业人数、贸易增长速度。这两个指标反映低成本制造技术的生产扩大、国际分工的区域扩大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由此反映我国国民福利的增进。第二,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占世界市场份额的增减趋势。这个指标反映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状况。第三,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由于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出口贸易的50%以上,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可以反映我国出口贸易的生产结构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位次以及国内产业的配套水平,出口生产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第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这个指标是对加工贸易出口增值率的补充和印证,可以进一步佐证我国出口产品实现生产分工价值链提升的水平。第五,中西部省区在全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这个指标反映产业转移的状况。第六,不同行业出口商品的出口换汇成本。这是综合考察外贸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成本节约的关键指标,是反映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的竞争力指标。第七,进出口产品中的碳含量和能源消耗。这个指标反映我国的环境和生态保护福利。第八,资源类产品进口贸易量与贸易值的对比。这个指标反映进口贸易中能否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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